新民晚报记者从海军军医大学第三附属医院（上海东方肝胆医院）获悉，该院临床研究院沈锋、杨田教授团队开发了GAMAD多维度肝癌早诊模型，在与国际公认的GALAD模型头对头比较中全面胜出，将早期肝细胞癌检出敏感性提升至86.5%，优于西方标准。
相关成果在国际权威期刊《分子生物医学》（Molecular Biomedicine）上发表
当西方GALAD遇上“中国墙”
肝细胞癌是全球癌症死亡的第三大原因，而中国承担着全球近一半的肝癌负担。与欧美以酒精性和脂肪性肝病为主不同，我国超80%的肝癌与乙型肝炎病毒（HBV）感染相关——这一根本差异导致直接套用西方诊断模型时常“水土不服”。
目前西方广泛使用的GALAD模型虽比单一甲胎蛋白（AFP）有所进步，但在HBV高流行人群中表现受限，临床迫切需要更契合中国病因学特点的早诊工具。
“我们需要的不只是改进，而是一次针对中国人群的‘重新设计’。”杨田教授表示。
十年铸剑：从DCP到ASAP再到GAMAD
2016年，团队敏锐地捕捉到DCP（异常凝血酶原）的潜在价值，在国内系统开展多中心临床研究，并确立了DCP这一诊断效能优于AFP的肝癌血清标志物在我国肝癌诊疗中的重要地位，推动其成为与AFP并列的“必要选择”。
在DCP研究基础上，团队进一步整合年龄、性别、AFP和DCP，建立了ASAP模型——这一专门针对国人最常见的乙肝相关性肝癌优化的模型，将早期肝癌检出率较传统方法提高了25.8%。新民晚报记者了解到，ASAP模型已进入43家国内三甲医院的检验报告系统，在200多万高危人群中得到推广应用。
“ASAP解决了血清学整合的问题，但面对极早期肝癌，我们需要更敏感的分子探针。”杨田说。当液体活检技术进入临床视野，团队与鹍远生物开展深度产学研合作，将获国际认证的HepaAiQ ctDNA甲基化检测技术与十数年积累的临床经验相结合，最终孕育出GAMAD这一“中国方案”。
“十年磨一剑。从DCP到ASAP再到GAMAD，我们完成了从单一标志物到血清学整合，再到分子—血清学多组学融合的跨越。”沈锋教授总结说。
一管血赢得治愈窗口
在覆盖1692例患者的多中心前瞻性收样的人群队列中，GAMAD与GALAD展开直接对决：在国际广泛应用的肝癌临床分期里，GAMAD对“极早期—早期”肝癌敏感性达86.5%，优于GALAD的82.8%；特异性方面，GAMAD达90.4%，优于GALAD的82.9%，并大幅减少假阳性；针对中国主要的HBV相关肝癌，GAMAD展现出比GALAD更好的适应性。
“肝硬化、慢性肝炎患者只需采集一管10毫升外周血，即可同步完成血清学检测和ctDNA甲基化分析。”沈锋介绍，“GAMAD采用成本可控的实时荧光定量PCR，而非昂贵的全基因组测序，使这项‘中国方案’具备在基层医院推广的条件，有望成为继ASAP之后又一广泛应用的临床工具。”
据悉，在模拟10万高危人群的筛查场景中，GAMAD可比传统方案多检出1600例早期肝癌，阳性预测值提升近一倍。
“此次突破不仅是算法的升级，更是医工结合、产学研深度融合的典范，是从‘套用西方标准’到‘建立中国标准’的转变。”沈锋指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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